健全的、高水准的职业教育被公认为德国经济和创新能力长盛不衰的基础。德国经验所体现出的职业教育建设、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为我国发展职业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主笔 | 徐菁菁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原所长赵志群

 

三联生活周刊：一说到职业教育，人们普遍会把德国当作一个标杆和样本，而“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标签。我们怎么理解“双元制”？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赵志群：双元制是德国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在应用型高等教育中也有采用双元制模式的。在德国，只有护士等少数特殊职业，是在全日制职业学校里完成教育的。

双元制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学徒制，其核心是校企合作。德国小学为四年制，初中有三种不同类型，但不管从哪种中学毕业，只要你愿意，并且有企业愿意接受，你都可以作为学徒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

学徒工有两个学习场所，这就是“双元”的主要特征：一个是学校，一个是企业。一周五天，你有三到四天在企业当学徒，一到两天在学校当学生。老师也有两种类型：在学校有老师教理论，在企业有专门的实训教师进行指导。教育经费来源也有两种：学校经费由政府的公共经费支出，企业培训经费则来自企业的投入。这种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职业教育和企业需求紧密结合，帮助青年人顺利地实现从学校到劳动市场的过渡。

 

三联生活周刊：在“双元制”教育里，实践似乎被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赵志群：书本里不会出工匠，这是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不同的地方。在双元制里，理论学习完全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是为实践服务的。

在德国，职业学校的教师和企业的实训教师培养途径不一样，知识结构也不同，但你能看到，他们都非常强调实践经验。德国规定，职业学校教师至少是硕士毕业，毕业后还要接受教师学院的培训，此外至少得有10个月的企业实践经验才可以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个理论课老师。而实际上，德国有很多老师都接受过正规的职业教育，有三年到三年半的企业实践经验。

企业实训教师的成长路径一般是：先接受三年半的职业教育，再在企业有一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然后经过师傅学校或实训教师培训获得相应的证书。也就是说，实训教师的实践经验要求会更高。

德国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前提是必须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比如学生在中等职业教育毕业后，如果想继续学习的话，可以参加行会组织的职业继续教育，即他们传统上认为的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专业学士、专业硕士或同等级别的证书，但你必须有相应的工作经验才有资格接受此类教育，不能光靠在学校读书。这与高等院校授予的学位是有区别的。

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是两种类型的教育，具有不同的规律。我们现在为了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它的吸引力，一个做法是提高职业教育的学历，把优秀的专科学校升格到本科，这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现有本科院校管理遵循的是学术教育的规律，比如要求15%的教师拥有博士学历。工科博士可以培养出工匠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曾经听说，有工科博士毕业的教师带学生到实训车间，为了预防事故，甚至不敢碰一下生产用的380伏电。我们必须对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有所警惕。

 

三联生活周刊：要把实践放在首位，我想这就涉及办学模式的问题。德国的“双元制”里面，企业的作用是特别突出的。

 

赵志群：在德国“双元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企业而不是学校：要什么人、学什么、怎么学、如何考试，主要是企业说了算，教育资金投入也是企业一方拿大头儿。

我国职业教育直到目前为止采用的主要还是学校教育模式，国际上也叫作行政管理模式，其特点是：职业教育的规模由政府规划来确定，更多遵循的是学校教育的规律，而对工作世界的要求和企业的实际需要关注相对较少，或者不能很快反映企业的实际需求。由于强调学校教育的特征，此类教育的职业性和专业性很容易受到削弱。

这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有些企业也想搞校企合作，但企业和学校谈不拢。职业院校的教学安排一般很少考虑企业的想法，一上来就讲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基础文化课和基础理论课，第三年才学专业课。但是企业希望学生尽早到企业学习。如果学生只是最后一年到企业，企业好不容易教会学生一些东西，学生就该毕业找工作了。由于在企业时间短，学生很难建立起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留任率很低。企业也觉得很委屈： 我好不容易教会你，你就要走了，我为什么要教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德国企业为什么愿意承担这么多的职业教育的责任呢？我们的企业总是有一种可能被“挖墙脚”的担忧。

 

赵志群：我们一提到提高企业的主动性，往往会想到减税等外力推动的办法，但德国主要还是出于企业自身的需求。从直接经济利益上说，在以企业为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里，企业并不吃亏。学徒工第一年就开始学习专业知识技能，能在企业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对企业来说，第一年可能是净投入；但是到了第二年，学徒就开始创造一些效益；到第三年，他创造的价值可能就和正式工人差不多了。

尽管在这三年里，企业按规定要支付给学徒津贴，但总体算下来投入并不高，更重要的是企业由此获得了高质量的、双方都有认同和承诺的新生劳动力。相关研究表明，如果培训津贴为技术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经过三年的学徒，企业基本可以通过学徒工作收回培训成本。

当然，德国的企业也有长远打算，这和其企业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在现代化制造业企业，生产机器设备非常昂贵，企业不可能随便招一个人来操控，人力资源的投入对企业来说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多数民营企业实力还不强，尚处于为生存而拼搏的阶段，对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缺乏长远的考虑，也没有能力投资职业教育。一些国企因为管理模式等问题，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缺乏长远的打算。希望这些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改善。

企业投资职业教育确实存在一个“被挖墙脚”的风险。针对这一问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例如在荷兰，行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把经费统一交到行业组织，提供学徒培训的企业利用大家的钱培养人才。这样即使人被别的企业挖走，只要是在行业内流动，培训企业和整个行业都不会吃亏。在德国，对职业和企业的认同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学徒在企业学习多年，这本身就是认同感的建立过程。企业如果选择了一个学徒工，在他身上投资，会希望他能长久为企业服务，自然也会善待学徒工。反之亦然，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我们调查过一家德国汽车企业。在德国国内，该企业的学徒工一席难求，几乎都被员工子女捷足先登。员工和企业相互间认同度很高，雇佣关系稳定。但是他们在国内合资工厂采用劳务派遣制度，这意味着企业对工人没有长远打算。其结果是，工人收入待遇被压低，没有对企业的认同感。企业也很难长期留住优秀的员工。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荷兰的行业协会。在德国的职业教育里，企业也不是单打独斗，行业协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赵志群：行业协会是企业的自我管理机构。德国规定，在一定规模内的企业必须加入行业协会组织。事实上，几乎所有企业都是行业协会的成员。行业协会的有效管理，保证了全行业企业发展处在大体相当的水平。比方说，在中国你想开一个理发店，只要有钱有意愿就可以。消费者理完头发以后才知道这个店好不好。但在德国，只有具有理发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才可以开理发店，任何一家理发店都可以保证达到本行业的基本水准。

相应地，在职业教育领域，行会是把关人。在大多数国家，职业教育法是教育法的子法；但是在德国，职业教育法是经济法的子法。德国把职业教育看作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赋予它联邦法律的地位。而教育法只是各州自己制定的。这保证了全国职业教育一盘棋。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了学徒和企业的关系，即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国家把执行法律的具体工作交给了行会。企业允许不允许招生、学习过程的管理、职业资格考试和认证等，都由行会制定规则并实施管理。

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一些小企业的培训条件无法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不能培养《职业教育条例》中所规定的所有技能，行会因此建立了“跨企业培训中心”，以弥补中小企业培训能力的不足。这样，不管在哪家企业当学徒，学到的知识技能基本相同，拿到的职业资格也是全国认可的。我们从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行业协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德国职业教育的兴衰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行业协会的兴衰史。

 

三联生活周刊：前面我们说到了职业教育需要以实践为主，也讲到了因为这个规律，企业和行业协会在德国职业教育中处于主导地位。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职业教育到底教什么？在我国，大众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就是教一门手艺，要求不高，个人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不乐观，特别是在知识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但似乎德国人不这么认为。德国不来梅大学技术与教育研究所菲利克斯·劳耐尔（Felix Rauner）教授有一个观点：“知识社会的基础是学术教育”是一种在全世界广泛存在的错误认识。

 

赵志群：是的。事实上，知识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性知识。以传播实践性知识为己任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一道，共同促进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现在人们看不起职业教育，其原因主要还是不了解职业教育。事实上，职业教育和精英大学专业教育一样，其任务都是教会学生学会工作。例如，清华大学的任务是培养科学家，它要设法教会学生如何去从事科学研究这项工作。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目的是教会学生如何从事应用型的工作。他们的学习内容都是工作，都涉及工作的对象、工具、工作方法和工作的要求。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工作中，这些要素的组成方式不同而已。

越是复杂的工作，对从业者的要求越高，从事这些工作的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也越高，这既包括学术性的工作，也包括复杂的实践性工作。你不会说宇航员的综合素养欠缺、社会地位不高吧？宇航员就是典型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现代社会中，“手艺”的含义要丰富、复杂得多，学习这些“手艺”，不但需要基本的理论知识，更要有丰富的实践知识，这对职业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

过去职业教育关注操作技能的学习和熟练程度的提高，如点钞等。现在这些技能已经不再重要，并将会逐渐被机器所取代。职业教育要教会学生完成复杂的综合性工作任务。例如，会计的关键技能是为企业建立实施一整套财务制度，这种能力是不会被机器所取代的。

未来职业教育的技能考试也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即综合性的考试。此类考试的时间较长，有可能持续几天，很像世界技能大赛，要求考生完成一个情境性的工作任务。比方说园艺专业，考生会分到一小块地设计建造小花园。他需要考虑环境、成本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设计和施工，保证花园四季都能有理想的景观。再比如说服装专业，不只让考生用缝纫机制作服装，而是要完成从设计、制版、打版等批量生产工艺，再到搭配展示等整个服装生产服务过程。这种能力和学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学术能力是两回事，但是要求水平同样也很高。

事实上，职业学校同样也能培养出优秀人才。一次我在广东一家技工学校的宣传橱窗里看到，他们哪些毕业生获得了世界技能大赛金奖，哪些做了公司老板，并聘用了多少个博士。这在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博世、保时捷、奥迪等很多大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学徒工出身。奔驰公司历史上很多CEO也有过做学徒工的历史。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关于技能型人才促进创新发展的研究。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也就是奔驰、保时捷的故乡，不但是德国高技能人才，如工业师傅聚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世界人均发明创造专利最高的地区之一。高技能人才可能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们极具创新的实践能力，同样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这是职业教育的巨大贡献。伟大的科学家达·芬奇曾经由衷地感叹道：“伟大的工匠技艺是世界的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职业教育培养综合能力，让我想起德国有一个做法，他们的教育职业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约900种减少到了如今范围更为宽广的350种职业。这种调整也是为了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吗？

 

赵志群：是的，我们把他们称为宽基础复合型人才。德国人成功地把教育职业，即我们所说的专业，分成所谓职业领域。你提到的350多个教育职业，就被分成十几个职业领域。在职业教育中，每个职业领域第一年上的课完全一样，第二年按照大类上课，第三年才按照具体的职业上课。这样一来，虽然人才培养的要求高，提高了培养成本，但毕业生的适应能力很强。万一劳动市场需求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能很快适配不同岗位的要求，因此失业风险很小。

不光是德国，职业教育极为成功的瑞士也是如此，瑞士的教育职业的划分更宽，总共只有200多种职业。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需要系统研究和理论支持，其基础是科学的职业资格研究，而不能只关注一些简单、表面的需求，或者仅仅是为了吸引学生报考。我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数量偏多，专业涉及面较窄，这样会影响毕业生的对口就业，从而造成新的技能错配。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在谈论发展职业教育的时候，还有一个大众特别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通融”：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拥有在两种教育轨道上切换的机会。德国的经验是什么？

 

赵志群：在谈到“通融”的时候，中国和德国的语境是不同的。在中国，人们真正关心的是接受职业教育的人还有没有可能进入学术教育轨道，从而走上“士”的道路。在德国，虽然学徒结束如果想上大学，也可以通过各种补习方式完成轨道转化，但“通融”更主要的是让走学术教育轨道不成功的人有机会顺利接受职业教育。

德国有三种类型的初中。过去，主体中学毕业生主要走职业教育路线，文理中学毕业生上大学，实科中学则两种可能都有。现在德国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部分地区主体中学招生量减少，进入其他两种类型中学的学生比例上升，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也在增加，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的职业教育在萎缩。

事实上，很多拿到大学入学资格的年轻人仍然会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或者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由于学习困难、就业前景或兴趣爱好等原因退学，重新进入职业教育轨道。一些企业的学徒工名额招不满，有时也不是因为报名人数少，而是因为对技能人才要求不断提高，企业认为报名者无法胜任学徒的要求，宁缺毋滥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德国的“通融”更多的结果是保证职业教育的优势？

 

赵志群：某种程度上是的。现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都在提高，然而，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和其经济竞争力以及发展水平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瑞士就是个典型案例。

瑞士在中职分流时，70%的学生会进入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并不是特别高，但瑞士在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排名中屡次拔得头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发达的职业教育，这和瑞士实体经济发达的产业结构有关。我们也是一个靠制造业立国的国家，职业教育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我们以上谈到的这些内容，你认为德国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赵志群：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到工业企业工作，不喜欢踏踏实实摆弄技术，我觉得这是巨大的隐患。我们应当学习德国，努力建立和发展工业文化，让年轻的一代喜欢技术，愿意做工，我认为这比送外卖好得多。

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只靠教育制度建设，它还需要一个大的文化环境。像德国、瑞士这些职业教育搞得好的国家，往往都有深厚的手工业传统和与之一脉相承的工业文化。我记得，在莱比锡的巴赫博物馆，人们在纪念巴赫的同时，也在怀念为巴赫制作提琴的工匠大师。

其实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江、浙和广东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并没有很多工业投入。改革开放以后，只要有合适的政策和环境，工业很快就发展起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有较好的手工业基础和工业文化传统。但是从整体上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注重学历和知识、忽略实践的国度。要想发展实体经济和职业教育，需要全社会的观念更新，要在整个社会建立敬畏技术、尊重工匠的文化。

 

主笔：徐菁菁

来源：人民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