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高考”制度从无到有，来之不易。早在2013年，教育部就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随后，有关省份重点探索了“知识+技能”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职教高考”进行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经验。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明确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从2013年启动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到2022年完善“职教高考”顶层设计，“职教高考”制度可谓“十年磨一剑”。
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畅通学生升学通道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不仅有其自身的特点、特性和特质，还有着自身的目标、任务和使命。因此，与这两种不同教育类型相适配的应该有不同的培养方式、培养路径以及学业升学通道。然而，由于“职教高考”制度长期缺位，普通高考用单一的考试制度甄别选拔人才，使得中等职业教育及高等职业教育成了“剩下来的那部分人”的教育。在这种状况下，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就成为职教领域的“自说自话”，职校生的升学通道不仅没有真正贯通，而且被逐渐边缘化。众所周知，考试招生是教育发展的“牛鼻子”。“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从根本上确立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畅通学生从中职到高职再到职业本科的升学通道，从而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功能的充分发挥。
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引擎。“职教20条”是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线路图”“施工图”。这一纲领性文件启动了一批改革试点，推出了一批促进职教发展的改革项目，如“1+X证书试点”“启动国家资历框架”“启动本科职教试点”“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职业院校毕业生若干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等。这些改革项目虽然各有侧重，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联、互为支撑、互为因果等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职教高考”是在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源头处纠偏、起点上发力，对推动其他各项改革举措落地实施具有重要的引擎作用。与此同时，在职业教育内部，“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也会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引领作用。
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是缓解中考分流“教育焦虑”，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随着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过渡，新增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学历水平不断上移，中职教育陷入了发展受困、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中职的“存”与“废”，不仅关系到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大局，而且事关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全局，必须谨慎对待，科学决策。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形成以下共识：其一，中职教育不是“要不要办”而是“如何办”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中职的就业导向功能应该作出及时调整，转向就业与升学并重。确立中职的基础地位，一方面可以满足部分学生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可以满足部分学生继续升学的需要。这既兼顾到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其二，通过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中职可以为高职及职业本科提供文化素质良好、职业技能有基础的生源，此举不仅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健康发展。
当然，要办好“职教高考”这件大事，还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如何厘清“职教高考”与高职扩招的不同意蕴？如何进一步优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结构比例和组织方式？如何加快发展职业本科的步伐，增加职业本科供给，有效增强“职教高考”的吸引力和含金量？如何在总结各省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既能体现国家标准又能落实省级推进的有效模式？因此，笔者认为，完善“职教高考”制度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实现“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