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观念落后”常常被认为是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困境的渊薮。但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农民对子女的职业教育选择是理性的，尽管由于受市场信息隔绝及邻里效应的影响，这种理性有时候表现出一定的限度。农民当事者最清楚自己的处境，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系，最懂得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是自己不需要的。从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选择来看，源于对自身阶层劣势的清醒认知而产生的向上流动期待是其为子女做出教育选择行为的根本动因，又由于社会资源占有不足，所以他们在作出选择之前对投资教育的风险有着非常慎重的考虑。在个人教育选择空间扩大的情况下，农民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力，是否接受职业教育反映了农民对职业教育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的认识，这些认识来源于对已经接受了职业教育的人处境的观察，以及把这些人与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的人进行比较后的权衡考虑。农民的选择行为总是尽量让子女在现有制度条件下获得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以这种视角来认识当前职业教育遭受农民冷遇的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农民对职业教育的淡漠正是他们以经济理性考量后的反应。

社会结构变迁是农村职业教育兴衰的主要动因，社会结构并不直接作用于农村职业教育，而是通过受教育者的个人选择间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当代，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和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农民作为劣势阶层，通过教育实现代际阶层地位跃迁是其对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期待。他们的教育选择行为主要建立在对社会流动规则和教育市场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农村职业教育在这样的架构中经受着农民的考量。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整体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农村职业教育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工作，很多取得中等专业学校学历的学生进入了管理层，农村学生还可就此获得城镇户口，职业教育甚至成为地位升迁的手段。在这一阶段，中等职业教育相对于初中以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大专、高专）相对于普通高中（含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的教育，在进入中高级职业阶层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农民对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农村职业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建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此后随着对职业人才要求的提高及国家就业分配制度的变化，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在改革初期所占据的就业领域受到正规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排挤，其优势地位开始下降，持有中等职业教育文凭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机会很少，只能从事蓝领工作。中等职业教育已不再具有改变身份地位的能力，加上农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体系流通不畅，升学受限，因此家长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大幅下降。农村职业教育由盛而衰的演变让我们不能不重视社会结构变迁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时下不会取得人们所期望的大发展，相反却有可能继续萎缩。

在当代中国，职业教育提升阶层地位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我们不能以产业界需要大量技术工人为由而寄望于农民子女在学业没有失败的情况下将接受职业教育作为首选。因为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位于中上阶层的社会精英们也没有主动将其子女送到职业学校中去。农民的选择不是通过宣传教育和做说服工作或者用强迫命令就能改变的，从劳动力市场传回的信息以及对接受职业教育者处境的观察，使得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选择显得尤为慎重。政策决策者要在明确农民对职业教育主要诉求的基础上，改善外部环境，增强制度设计的人性化，同时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让农民切身感受到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利益所在，这样才能真正弥合两个主体间的需求差异，最终实现农民个人理性与国家社会理性的协调统一，农村职业教育也才能走向以市场需求推动为主的发展模式。

　　(作者：张力跃 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中心）